郭沫若：结束在一个时代的尾声

□谢有顺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生死难卜。当晚，郭沫若将陪同周恩来一起出席一个宴会，临行前，他的夫人于立群一再恳求他，见到周恩来时，务必请周恩来对儿子被绑架一事施以援手，可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一个星期后，郭世英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噩耗传来时，面对妻子的指责，郭沫若沉默了许久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这个细节，可以看作是我们进入郭沫若内心世界的一个解码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郭沫若的一个儿子被折磨致死，另一个儿子也因为精神分裂，在军队中自杀。面对这么屈辱的事实，郭沫若一声不吭，不但不抗议，反而还为那个时代大唱赞歌，真应了他自己所说的“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已决意抹杀自己的个性与精神，如他在倡导“革命文学”时所说：“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我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正是出于这个背景，郭沫若曾经化名杜荃，著文把鲁迅打成“二重的反革命 ”。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在鲁迅死后，被推举为“又一面文化战线上的旗帜”。１９３８年夏天，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之继承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其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从此以后，郭沫若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作为诗人的浪漫气质在慢慢消隐，作为政治家和“时代留声机”那僵硬而言不由衷的品格却在增长。在政治与学术（文学）之间，在谎言与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前者，所以， “文革”刚开始，他就在一次大会上作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表态：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

　　四个月后，全国上下焚书成了一种时尚。应该说，贵为学界领袖的郭沫若的这段表白，在当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是，谁都知道，郭沫若说的不可能是真话，否则，当他临死前的几天，周扬到病房去看他，并称赞他是“新中国的歌德”时，他就不会笑了。（据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记载，当郭沫若听到周扬说他是中国的“歌德”时，“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 ）

　　这证明，郭沫若的内心还是恋慕“新中国的歌德”这一评价的，尽管他自己早就宣称“《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尽管在几十年前的雾都重庆，周恩来就给了他一个更好的称谓：“文化界的班头”。

　　周恩来没有看错人。学贯中西、才高八斗的郭沫若，却有着一颗异常驯服的心，任何时候，他都学会了怎样站在“革命”的一边，抹杀自己的个人意志，尽 “班头”之职责。他说自己的写作动机是要“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是一句真话，有诗为证：“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颂大寨》）；“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歌颂群英大会》）；“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紧不得人心”（《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真令人难以置信，上述“诗句”居然出自于《女神》作者之手！由于政治的需要，谁当权他就歌颂谁，谁倒霉他就讥讽谁，一位优秀的诗人最终就这样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诗匠”，成了时局的附庸，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记得毛泽东在批判小说《刘志丹》时曾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到郭沫若，用诗歌来歌颂当权者，并用诗歌来写社论，在２０世纪的文学史上，恐怕也算是一种创新。郭沫若在跌宕起伏的数十年里一直没有受到迫害，恐怕与他特殊的“诗才”是有密切关系的。可这到底是郭沫若的幸还是不幸呢？————丁东在《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一文中说得好：“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考察郭沫若的人格发展曲线，可以使我们洞悉一个时代的精神秘密，它的分量，一点也不比他的《女神》、《十批判书》、《屈原》等名著轻。由郭沫若，我联想起两个与他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鲁迅，他说，“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他“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最怕的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另一个是陈寅恪，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们和郭沫若之间，体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

　　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日，郭沫若病逝。他结束在属于他的时代的尾声。历史会记住这位伟大的才子所做的和所写的。在他的身后，经历了思想解放的中国没有再树立“文化界的班头”，而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时代的进步，它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健康和活力。(08/04/1999)

声明：本栏目作品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