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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
	陈洁　王洪　　50岁是知天命之年，知天命的共和国不仅有一批老一辈的作家，而且还培养了好几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作家。那么当代知名作家们分别都受到了哪些同时代作家的影响呢？他们怎么评价他们的前辈、同龄人和晚辈作家呢？记者对此做了专门采访。　　宗璞：巴金的《随想录》，给我震动。它的影响不止在文学领域。时代需要他来讲话，他是代表时代来讲话。这需要勇气。他说希望自己钻进一个魔术匣子，出来就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他能正视历史。这本不应由他个人负责，而应由时代负责。巴老的这种精神让我佩服。　　其次是孙犁。孙犁的小说写得像是散文一样，但又不是那种不是小说的散文。他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有自然朴素的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他的语言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又不是“掉书袋”，而是化进去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孙犁的才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是让人遗憾的。　　再就是王蒙，王蒙的创新精神。他总是在思考怎样走出文学的新路，像《风筝飘带》，就和以前的不一样。他比较早的运用了意识流，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不排斥新的东西，文学就是这样，一排斥就死了，但又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借鉴西方文化，必须和本民族的结合。他的《名医梁有志传奇》，写得淋漓尽致，有些调侃，调侃用好就不止是调侃，而是让人觉得很深，有一种“言外之意”，反映人生，反映人性本体。　　总之，大家都很好，具体的就想不出来了。这句话一定给我写上。　　刘恒：当兵时，中队首长有一本文学刊物，上有林斤澜的短篇《台湾姑娘》，印象很深。1973年在西单旧书店，读到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觉得很美，其中有许多好的句式，不是特意地背诵，但却都记下来了，像：“没有风，却飘着雪花。”境界一下子就出来了，是那种非常精确又有蕴涵的语言。　　1969年文革时，学校图书馆被抄，偶然读到安徽作家萧马的《哨音》，其中有一篇《一片蔚蓝》，写志愿军与当地朝鲜百姓的关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对于自己的创作来说，影响大的还是老一辈的作家，鲁迅是第一位的。鲁迅的作品和前苏联一些作家的作品是启发自己创作的原始经典。中国当代的作品也有很多。新时期之前的，像《红旗谱》、《青春之歌》，我是读着这些作品长大的。新时期之后，《班主任》、《伤痕》就不用说了。个人阅读经验最为深刻的，是张洁的短篇《森林里来的孩子》，还记得当时我在内蒙兵团，躲在宿舍的上铺里，静静地读，感动得哭了。其中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一种价值的认定，给我以强烈的震撼。　　80年代初，河南作家张一弓有一部中篇《犯人李铜钟》，写农民因为饥饿抢粮而成为了罪犯。讲真话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较多，中国文学中敢于面对现实的较少，这就给我了一种文学观上的震撼。使我由歌颂生活的美好而转向揭示批判现实。　　80年代初，这个时期对我们这一代作家蛮重要，对我们的文学写作影响深远，像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写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不再是表面的苦难，而是深入到人性，深入到人的主体世界。它的手法也让你大开眼界，更多地集中使用现代派的手法，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集大成。随意、冷静，又带有一点残酷，有深度。西方的现代派让你有隔离感，而王蒙的现代派手法运用，如鱼得水，毫无隔离感。将西方的现代派手法运用到我国当代小说，在文坛上是个大事，王蒙的运用是个成功的范例。但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这是个遗憾。　　张炜：我自认为有一点唯美主义的倾向，而且从高中起别人就一直因此批评我。所以我个人喜欢的也是有些唯美的，比如我高中前后读的柳青的《创业史》，还有孙犁的东西。当然柳青的写作有时代的痕迹，但如果你认真读，会发现他写得很诗意，这是理解柳青和孙犁的一个要害。　　要问我喜欢和影响我的作家，我一定还得提一下鲁迅，他不是建国后作家，但他一个人抵得上五四以后和建国以后的所有作家，他是常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天才，那文字的灵动，超拔的才华，巨大的幽默，还有他调动文字的能力，实在是太 ……他具有一种魔力，不是魅力，是魔力！而且鲁迅很善良，你读他的诗会发现他很软，很柔性，有的人写得太硬，生硬是不好的。　　苏童：老作家中有些好的，现在却被淡忘了，像孙犁和汪曾祺，他们的作品都保持了一种艺术的纯真，而且他们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黑白颠倒，当然汪曾祺也写过《沙家浜》一类的东西，但他们毕竟保存下来了某种东西，所以80年代以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经过乱世后其心灵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还能写出性灵的文字，而且从其文字中能看出他的心还是白的，还是软的，还有美丽的和温情的东西在，这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喜欢他们，首先是他们的文字古雅清丽，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做人的不易。　　方方：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好几代作家，给我的影响都不小，我能一口气数出一长串来。我1978年进大学时，文坛特别活跃，涌现了很多作家，先是右派作家一代：王蒙、邓友梅、陆文夫、张贤亮，后来又是一批知青作家，有梁晓声、张承志、阿城、韩少功，还包括张洁、谌容等，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一股股文学潮流冲击我，影响我的。　　影响都是有时间阶段性的，我小时候爱看峻青的《老水牛爷爷》，还有《林海雪原》、《最后一个港湾》，我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一律都看，也都喜欢。　　要说个人的话，可以提到王安忆。我毕业论文本来都想写她，所以对她一直比较关注，她的创作有非常独到的东西，她说她是中国最出色的作家，这话没错。她的艺术感觉特别好，而且能不断改变自己的风格，同时也改变读者的阅读口味。她总是让你很吃惊，摸不透，你不知道她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么强的创造能力是很难得的。另外，她不但写小说，还写散文、随笔，而且也都写得很好，她的散文不像小女人那样腻，但也不是男人式的硬，一方面很理性，一方面语言又有分寸感。她很优秀。　　冯骥才：前几天一个法国外交官到我家来聊天，说罗曼·罗兰在法国几乎都被忘了，而在中国一直很看好，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傅雷译得好。中国文学有个特点，就是很重视文字，而不那么注重文本，这跟汉语言的特点有关，我们讲究“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孙犁就继承了中国这个讲究文字的传统，语言精致，耐琢磨，他写得很好。汪曾祺也不错，但没有孙好。　　这之后有几代作家。文学上的一代大约10年。和我同时代的王蒙、张贤亮，还有比我小一代的余华、韩少功他们都写得不错，对我都有影响和帮助，特别是比我小一代的，他们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力，对文字独特的艺术感觉以及在文本上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都是很出色的。我们如果只受比我们大的作家的影响，不看重同辈和下一代的作品，不接受他们好的东西，那真是太可怕了。　　徐坤：小时候是读着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长大的。新时期之后，先是王蒙的《青春万岁》，80年代初，我15岁，在辽宁实验中学读书，我们参加团中央的一次读书评选活动，我们投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结果中奖。我们同学之间还和书中的人物对号，我自己是书中的杨蔷云，记忆犹新。到中文系读书之后，个人写作风格影响比较大的是川端康成和泰戈尔，国内的作家也都从中汲取营养，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那时，每出一本就有轰动效应。以后的，就是专业阅读了，与私人阅读经验是两回事。 90年代之后的作品，这时我已经老了，已经影响不了我了。　　莫言：革命小说对我都有影响。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其中冯德英的《苦菜花》，对我有特殊印象。新时期之后作品那就多了，王蒙的《春之声》、《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烟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汪曾祺的《受戒》，至少能列出二百部以上的作品。　　季红真：首先是孙犁的《铁木前传》、《荷花淀》，至今仍有当年阅读的快感。孙犁虽然也有政治意识，但没有淹没自然。他笔下的女人都是健康的，自然的，他的眼光也可以看出是健康的，没有后来一些作家的或自恋、或变态、或仇视心理。　　梁斌的《红旗谱》，是当代文学的史诗之作。他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但又不空洞、不教条。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首先是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汪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给人一种精神愉悦。　　张洁的两篇散文《拾麦穗》、《挖荠菜》，贾平凹的《游品》之后的散文我喜欢。此前学孙犁，但又没有孙犁那样健康的眼光，《游品》之后倒见出他的雄浑，见出他的本色。《笑口常开》、《秦腔》我更喜欢，写出了一种文化。诗歌方面我喜欢舒婷、北岛、顾城的早期朦胧诗，像《祖国啊，我的祖国》、《回答》、《弧线》等，还有周涛的新边疆诗歌，像《有一个人来自远方》。　　赵玫：我喜欢的作家都是女性。一个是张洁，她发《爱是不能忘记的》时我正在读大学，看了以后特别震动，我惊讶于她对人生的感觉，对语言的纯技巧的把握和灵活运用，而且她写的关于爱的思考这个内容，在现在看来当然不算什么，但当时真是石破天惊。从她的文字看，我觉得她是个活得很透澈的人，并且在用生命写作。而且她现在应该快60岁了，还能写像《无字》这样的好作品，写得感情异样饱满，这真是很不容易。　　再一个我喜欢的是刘索拉，我喜欢她的《蓝天绿海》甚至超过她的《你别无选择》，我喜欢她那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那种黑色幽默，但又不失高雅，有雅皮士的味道。她后来写得少了，但到处演出、作曲，把生命用得很极致。总的来说我这个人注意人本身还在作品之上，像张洁、刘索拉就是那种“人的质量”很高的，其生命的意义比作品意义更大，这是我欣赏作家作品的一个原则，对外国作家亦然，像杜拉。比如我个人因为有工作，有家有孩子，生命难免有所局限，我欣赏她们超越现实的局限性的那种生命方式，也许正是因为我缺少吧。　　对了，我还很喜欢王安忆。她写得很大气，也很前卫，谈性、谈情感问题，深入又独到。她的《小鲍庄》很文化，有底蕴，而且从《小鲍庄》到《长恨歌》，她一直在变化。她应该还能写得更好。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二）　　王朔： 80年代那时候，我开始看小说，第一届全国文学奖的东西我都看，也爱看。记得的有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王亚平的作品。不瞒你说，我那时认为文学是有特殊的文学语言的，所以还学着他们写，可学的那东西编辑不认，都退回说我学得不到家。后来我自己有啥说啥了，他们倒叫好了，真邪乎。我喜欢张洁和王蒙的东西，他们有一种共同的风格，就是对人的揭露，他们都很硬，不同情。张洁最近发的《无字》，还有她一些怀念母亲的作品，在她的文字中有一种仇恨的力量，这种仇恨转化为刻薄，不是说是幽默或讽刺，而是刻薄和挖苦，它们是毁灭性的力量。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写得很好，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笔法，但里面的人和他写作的态度，我都喜欢。当然王蒙比张洁要宽厚些，但他的宽厚只是面上的，骨子里他一直在讽刺和揭露。还有些也好，喜欢什么是很难理喻的。有的人我一看那名字就不爱看，有的正相反，这没有道理可言。　　陈村：我喜欢的当代作家很多，可以一口气数出一大串来。像史铁生，他和我们都有些不一样。因为残疾，因为命运对他不公正，他会思考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平时不去思考，或者不愿思考的，比如生命、时间、死亡和黑暗等。他所有的小说，包括《务虚笔记》，写得都像诗一样，很干净，这说明了他生命的纯度。同时，他又写得很深刻，很沉重，这种深刻和沉重是来自他骨髓的，也许正是不公正的命运给他的回报。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退缩，不能不如此的退缩。他从生活中逃避出来，只是当一个目击者、旁观者，他记录生活，但自己不在其中。张承志，他的东西一开始我就爱看，什么《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阿拉丁足球》。但我不喜欢他的《北方的河》，觉得它写得做作，有点虚张声势。张承志是真正用心灵和血来写作的，像一些写知青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等；而我不一样，我只是用肢体在写作。余华，这是个正派作家，他走的是一条大道，而且走得堂堂正正。如果说他前期的作品还带着文革的烙印的话，他后来的东西就很好，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他写得很用力。还有王朔，我也喜欢，倒不是他有多优秀，而是说他有独特性，写得很真实。当然你可以说他的真实很片面，但真实其实都是片面的。片面的真实总比大话、空话、套话好。他有些时候写得太过极端，但我认为那是属于矫枉过正之列。叶兆言，他很有些职业作家心态，他写作就像农夫耕地，在自己的自留地里辛勤耕作，不耕地就难受。这人也很怪，他的经验都是书本的，而不是来自生活，他没有什么生活，从文字到文字。当然，我喜欢的是他前期的作品，不是后来的《赛金花》之类。林斤澜，这个老头写得好，《板凳桥》等。他看人入木三分，文笔却不温不火。他的文章中有中国人的一种东西，就是很忠厚，但也很聪明，不是那种傻傻的老实，是一种通透后的善良。林斤澜本人就是个可爱的老头，我很喜欢他。汪曾祺也写得好，他比林斤澜更像性情中人，更率性更任性，也更有情致，爱喝酒爱画画。另外陆文夫、苏童等都写得不错，我很欣赏他们。　　张抗抗：我少年时期开始阅读，那时看的是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现在看来，文革时的小说是很表面的，没什么印象也没什么影响。后来新时期文学时的作品才是重要的，当时我在黑龙江艺术学校读书，几乎一个不漏地看过了，尤以中短篇为主，当时看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感觉特别震撼。那一段时期是重要的，因为正是那时候的阅读确立了我的文学观， “文学要写生活”，这是对文学的根本认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震撼力并不一定是文学本身带来的，而是时代的原因。接下来就引进了现代主义作品和思潮，有王蒙的《夜的眼》、《风筝飘带》等，完全打开了看世界的另一扇窗，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现代主义文学修正了我对文学和人生的一些认识。应该说知青文学也是不错的，像上海女作家竹林的《生活的路》，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但我认为知青文学到后来没有发展成熟，是很可惜的。至于到了后来，也就是现在，虽然文学文本的发展是更好了，但因为我的阅读量增加，信息多，阅读范围广了，感觉反而淡了。最近我正在看徐小斌的《羽蛇》，感觉很好，它的文学意味和人生意味都进入了很深的地方。　　叶兆言：我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而且阅读时没有负担，很随心随意的，所以阅读的感觉就很模糊，读时可能拍案叫好，过后就忘了。况且我的阅读兴奋点不在当代，而偏爱外国文学，特别是美国的。大致说来，我喜欢的作家有阿城、李锐、韩少功、莫言、刘恒、王安忆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比如阿城，我觉得他很有灵气，文字很清新，很好看。我读他的东西就像面对朋友，而并不把它当小说来读。他的文字很容易让人亲近，就像他人一样。还有莫言，他是个充满力量的作家，典型的实力派，他的东西充满生命力，写得很有力量，很冲击人。另外老一点的如孙犁、汪曾祺，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艺术细胞，写得很美很干净，这一点，现在的人都做不到了。　　贾平凹：最早我最爱看的是天津作家孙犁，也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因为他的文字，通篇的那种氛围、韵味，让人喜爱。老实说，我并不太认真看当代文学，每个时期的每个作家我都浏览，但没有有意识地系统读过任何一个人。大致说来，新时期文学我喜欢王蒙的《蝴蝶》、张贤亮、韩少功、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等等，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有苏童的《妻妾成群》、邱华栋和余华，还有70年代之后的一些作家，比如卫慧、棉棉、周洁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前卫作家，写东西很神秘的，我记不起名字了。散文我喜欢余秋雨和周涛，还有以前的女作家有张洁、铁凝、池莉都不错。我看东西就这样，一般不对整个作品做总体评价，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我就吸收，可能是阅读角度不一样吧，所以可能别人说不好，我却觉得有可取之处。像卫慧、棉棉她们，我在上海还见过，觉得她们的写作内容、语感、写作态度、体裁都和我们不一样，对我有启发，至于她们的作品名都很怪，记不得了。　　毕淑敏：我喜欢的老作家有李国文老师，他真是魅力深厚；再就是王蒙，他那幽默的力量，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很机智的。我注意两类作家，一是当代女作家，看到女作家出了好作品，在艺术创造、思辨能力或人物塑造上有所突破，我真是由衷地高兴。像张洁、池莉、张欣、方方、迟子建、林白，都在我关注和喜欢之列。再就是对年轻人的作品，碰到刊物上什么“70年代后”、“新生代”之类的专栏都注意看，当然对具体某个作家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邱华栋、李冯、韩东，南京也有几位新生代，还有个叫王什么的，写的《口红》给我印象很深。我喜欢文学一代一代成长发展那种状况，他们都充满了朝气，很努力，也很可爱。　　林白：人在青少年时的阅读会对其一生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后来看的那些也许很好的文学作品，而是早期一些没有太多文学性的，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纪实性的作品《红旗飘飘》、长诗《阿诗玛》等等，这么说也许不合大家的期待，但真是这样，给我影响最深的不是别的，就是我8岁时读的第一部书《红岩》，它给我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意志力的高度重视，从那以后我就注意训练自己的意志力，把手伸进很烫的水里，从2米多的高处往下跳....《红岩》从行为到精神对我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至于后来，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也喜欢，但再也没有给我这么深影响的了。　　余华：直到1985、1986年之后才出现我喜欢的作品，也就是从寻根文学之后，像韩少功的《爸爸爸》、史铁生的作品、张承志的《黑骏马》，后者有一种很悠远的调子，有草原的感觉，这部小说就是到今天来读依然很优秀，他之后的一组短篇也写得很好。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一棵长青树，她早期的《雨，沙沙沙》就很好，接着是中篇《命运交响曲》、《小鲍庄》、“三恋”中的《小城恋》、《荒山恋》，再到《长恨歌》，她是我很信任的作家，看她的作品不会上当，不会失望。阿城的“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很重要。这之后就是年轻一点的我们同时代的，如马原的虚构，他有个短篇《错误》我特别喜欢，后来改成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残雪的《黄泥街》、《苍老的云》，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他还有一部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长篇《酒国》。还应该提到王朔，我喜欢他就像阿城说的那句话：我就是喜欢他作品中的 “俗”劲儿。他的《动物凶猛》和改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都爱看。　　李鸣生：我自己是搞报告文学的，所以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文学特别关注。我先说我喜欢的小说，大致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它的思想内涵很深，能给人心灵的震撼。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炮群》，朱苏进是描写和平时期军人的高手，他对和平军人命运、心理和情感的刻画在军队作家中绝对是第一的。还有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阎连科那种对人生悲剧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描写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文中充满对痛苦人生的深层揭示，他是写苦难的高手，另外，他的语言也很优秀，是地道的文学语言，其动词的运用尤见特色。柳建伟的《北方城郭》也值得一提。　　至于报告文学，佳作不少，我只提篇目了。麦天枢的《西部移民》、《昨天》，张正隆的《血情》，钱刚的《海葬》，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邓贤的《中国之星梦》，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程童一的《开埠》，至于《大国寡民》、《世界大串联》、《马家军调查》这些好作品就不用说了。我说的作家作品也许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看文坛的角度。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之三）　　邱华栋：我上大学时就不怎么上课，猫在图书馆看书，现在我的藏书有近一万册，当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上都有，所以我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我又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所以要说我喜欢的当代作家就太多了。计有张承志、贾平凹、王蒙、莫言、王朔、刘震云、苏童，还有年轻的朱文、李冯。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一些外国作家。　　贾平凹的感觉非常敏锐，他是当代作家中不多的几个构筑了自己的艺术世界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个大师。王蒙则是他们那一代的佼佼者，我喜欢他的机灵、幽默、大气、博学。而且他对年轻人不错，乐于提携后进。他跟我父亲好像同岁，我们有过交往，但不多。　　当然我接触更多的还是同龄人。他们当中的朱文比较突出，他目前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的小说，他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有一种勃勃生机，是一般老作家所不敢正视的。再就是李冯的《碎爸爸》、《孔子》等，写得不错。　　有人说什么当代文学不如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我并不这样认为。当代才刚开始，还没完呢，现在很多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中年作家才40多岁，他们一般还能写 20年，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完全可以写得更好。我对中国文学是很乐观的。　　薛忆沩：我不太习惯开列名单或树排行榜，而更愿意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细细地品味和评说某一个人，比如说，我喜欢的残雪。希望你不介意我用过于理性的语言评说残雪，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学博士和哲理小说作者，我熟悉并能灵活运用的就是这种语言。　　阅读是一种狡黠的创作方式，我们的小说家通常更习惯于正视现实或者展望未来，他们创作的是冲动，而不是智慧，冲动很容易此起彼伏，给文学带来人才辈出的假象，智慧则是一种传统，一种从容不迫的炫耀，与文学的实质非常接近，智慧一定要借助阅读来印证自己，阅读面对过去，令我们触到攀登艺术神殿的最初一级台阶。　　博尔赫斯曾说，小说是一种低微的学业。残雪肯定是一字一句地阅读了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然后，她开始着手清理他们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忆，最后，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重现了他们的那些离奇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见过另外的人对过去有如此的热情，残雪用这种热情在证明自己传统主义者的身份和涵养。只有对小说这种“低微的学业”具有专业的迷信的人才可能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一系列面对过去的写作。　　这一系列写作本应该可以给中国小说的价值体系奉献一点判断力，但是，这种期望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虚荣。有人告诉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喜欢残雪的这一种写作，这一次，沉默的恐怕不再是大多数。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清楚我们受现实的毒害深到了何种程度，也许我们还要继续无视小说的传统，也许我们的创作仍然会“旁若无人”，也许我们小说家的 “专业”仍然只是一种待遇而不是一种热忱。　　我有将近9年没有见过残雪了，只是偶尔从杂志上读到她的文章，我觉得她走在正道上。　　卫慧：在中国作家中，我只喜欢王朔一个人，他让我感觉有点像赫尼米勒，赫尼米勒是我的偶像。王朔以痞子自居，他的作品看起来也很商业化，但其实是很严肃的。他是被人们误读的。赫尼米勒也是个总被人们误读的人。赫尼米勒一生结过五六次婚，被人们称为黄色小说作家。他着力描写巴黎靡烂而迷乱的都市生活。王朔也是这样，他描写城市生活一点也不做作。其实他是很强大的，这是一种别样的强大，他混迹在人群中，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毛虫，或者什么都不是，但他就这样生活着。他就这样自在、悠然而强大，他没把自己当什么东西，我就是王朔，我就是这样。我初三时看了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哇！感觉就特别不一样。他还有一个艺术上的特点，我喜欢他那絮絮叨叨的语流，很神经质，很细腻，这个似乎没人注意到。其实我和王朔没有任何接触，但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中国文坛唯一一个写小说的英雄。　　还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过苏童。他笔下的江南小城是那么干净，像南方的阳光，薄薄的，纤纤小小的。我写过一篇《爱情幻觉》，就是模仿苏童的。在我看来，写作是一种智慧练习，我觉得这种游戏性的模仿很有趣。　　韩东：对于当代，我个人的断代是自1976年以后。我可以说到三个人：王小波，他的长篇三部曲中《黄金时代》最好，他的中篇小说中也是《黄金时代》最好，那些都是很地道的小说，而且是全新的。马原，他的成就在王小波之上，我不能说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他还在小说家之上，他有最佳的小说意识，他写小说时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是他超越同时代人的根本原因所在。再就是朱文，他是很棒的小说家。王小波已经死了，马原后来荒废了，不再写，那么现在还在写的就只有朱文了。他有很强的处理现实的能力，他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是文革以后，当代最好的长篇，只可惜不为人所知，另外，《去赵国的邯郸》、《我爱美元》等也很出色，其实对他来说，写好某一部小说，写得精致和高级已不是他的目的，应该说，小说是他追求真理的方式。他有最强烈的写作必要，他身心俱往。他不满足于文学史，不是从此出发，也不是以此为目的。另外，我最近看了鲁羊的《鸣指》片断，也很棒。　　知青小说在我看来只是像小说而已，它不能满足我的智力，就文本而言，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幼稚和糟糕。文革之前的小说家，孙犁、汪曾祺等，他们的写作都进入了一种境界，在这种化境中，他们写得很愉快，我们读得也很愉快，但中国作家在文体上太追求快乐和陶醉了，而我以为，真正的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应该存在永远性的紧张关系，写作是一种搏斗，不是漫游。　　吴晨骏：我高中时就读刘绍棠的作品，印象特别深，他的《蒲柳人家》写得那么纯净、明朗，他对乡村是那么地了解，他写到乡间纯朴的男女时又是那么地美。他是孙犁的学生，但比孙犁的视野小，更限于自己个人的审美眼光，孙犁还带有时代的烙印，而刘绍棠则更是他自己。他的经历也很奇特，从小被誉为神童，很小时的作品就被收入中学课本，可谓春风得意，而后来又厄运不断。再就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些都是我最早接触的，当时作为很纯粹的阅读，给我的少年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那时读着，就像在看故事，很遥远似的。另外王蒙的东西也还好。当然，朋友的作品是围绕着我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他们都有潜力，但因为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隔得太近，所以现在作判断还太早，毕竟时间还没有发言呢。　　棉棉：我大概是中国读书最少的作家，我基本上不读书的。我爱看时装杂志，认为这就是看书，朋友的书有的送我一本，但我也不太翻。我觉得读书只是为了学习和娱乐，而我可以有很多学习和娱乐的方式，像听音乐、去酒吧跟人聊天，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我更喜欢。要说我喜欢的当代作家作品，一句话，作家朋友写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像韩东的小说质地就很好，他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类似经典的东西，当然我不愿意用经典这个词。我喜欢他的语言，他的文字中有一种情绪，很完美。刁斗的东西让人感动，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写作时身心都很投入的，而且是离自己很近，很敏感，很情感化的一种写作。他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写东西是玩小聪明，不投入，他不，他的文字是有灵魂的，从文学本身来说是一种完全自我的独立的写作。朱文的文字有一种扩张的力量，又有黑色幽默，很好看。我觉得写作重要的是要好看，写什么倒无所谓。　　当然我可以说一下徐星，因为她是我的开始。我读她时只有十四五岁，看了《无主题变奏》，还有个“城市什么什么 ”的，当时触动特别大，我这才知道，小说原来是这样写的。于是我17岁就开始写小说了，陈村他们都知道，本来是要发表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发，这样我停了6年，到24岁才重新动笔。这中间我差不多从不看书，现在也不看，所以我真的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作家作品了。事实上，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作品。　　鬼子：我原来生活在偏僻的乡下，根本没怎么读书。后来当了编辑，读文学作品更多是为了工作。这种职业病使我的阅读角度和阅读情绪与你所要求的“喜欢”有距离。以我个人情绪化的选择，老一点的王蒙，中年的韩少功、余华，年轻一点的东西都是出色的。最突出的是余华。马原、莫言他们使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都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们之后有了不一样的文学。他们中聪明人特别多，但聪明过头难免流于猾与玩，而玩只能证明你能写，却写不出好东西来。余华就不一样，他有力量，而且很清醒，这种力量和清醒使他在别人之上。另外一点重要的是，他的《活着》从先锋回到了平民的立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变成大作家，都要回到民间，要能同时说服普通老百姓和作家，我们有的人永远只是作家中的作家，一个作品写出来了，同行都叫好，但就是卖不动，读者不认是作家的尴尬，这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余华就曾在底层生活很久。　　再一个就是马原，虽然我本人对他的作品并不感冒，他的了不起在于真正从外国作家中走了出来，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一条路。他的作品普通读者不看，但他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有其意义。有些年轻人能写很好的小说，但是不纯粹，怎么看都像外国的，而马原能写出真正的中国情绪。总的来说，余华的力量和民间姿态，马原的中国情绪使他们与众不同。　　李冯：中国小说写得都不是很好。要说我喜欢的作品，那么首先，朋友的东西我都喜欢，因为我经常看，而且看时很亲切。像朱文很有活力，写作没有模式化；韩东写得细致，但不是那种铺开的、平面化的细致，而是深入的、深刻的。其次，对于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我都有好感。比如80年代的马原，以结构出名。他写得很随意，一出来大家就很吃惊，这种处理方式有种自由的、随心所欲的风格，这种自由的精神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本身倒不见得有多好。再有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和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看这两部作品时还在读书，初读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但后来越读越读出味道来了。这两个作品都是从拉美文学中转过来的，也就是用外国文学的技术手法，处理本民族的东西。它们都用的是民族的素材和传统的审美方式，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本民族的文化，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相反，我不怎么喜欢知青小说。我觉得这个题材太浪费了，他们当然写得比别的小说都好看，但总的来说处理太粗糙，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没有写到应有的高度，很可惜。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段剧烈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生，我们会写得很好的。　　东西：我认识的当代文学史是这样一个三部曲：在先锋作家登上文坛之前，是以王蒙为代表的那一拨人。王蒙是最理解中国作家的作家，在先锋之前，他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发展贡献很大。但是他的作品只在他那一代人中有震撼意义，我们则感觉不到那种力量。接着就是先锋作家的出现，他们完全改变了文学，真正回到文学的本质上来了，回到自身，回到心灵，引进了很多技巧，在艺术形式上很有发展，充分展现了文学的奇异和美丽。但是，他们有其缺陷，他们对现实的敏感不够，切入的力度也不够。余华到后期在这方面有所努力，有所补充，也有所成效，但他所反映的现实和社会上真实的现实还不一样。他是个自由撰稿人，本身与社会有隔膜，他所受的伤害是一种文人雅士接触社会时所受的伤害。而第三阶段，即90年代的那一批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内，是真实生活在人群之中的，我们生活在底层，所以，我们对现实非常关注，而且有情绪、有愤怒、有牢骚，这些都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我们这种对现实的关注既不同于余华那种多少有点贵族化姿态的关注，也不同于何申、谈歌那种关注。我们在社会中受到压抑，所以我们审丑，暴露人性的另一面；所以我们狂妄自大，以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写出好作品。好的作品就在生活当中，哪怕是粗糙的，也是带刺、带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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